一次夜班中的冲动行为，给河北张家口护士小玲（化名）的内心，留下一辈子磨灭不掉的印记。
这天，急诊科来了一位受了刀伤的患者，身上的血“咕咕咕”往外冒。小玲心中一急，直接用手去按住患者的伤口，直等到医生戴好手套、穿好防护衣。
第二天，她得知该患者被查出HIV阳性，顿觉晴天霹雳。更加令她心惊的是，她发现自己的大拇指上有一道划痕。一时间，小玲遁入无助的深渊。
小玲的遭遇，对于医护人员来说并不罕见。令他们如履薄冰的，除了如何为患者解除疾患，还有一种随时可能面对的风险——职业暴露。
11月8日，由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主办的“HIV职业暴露防护研讨会”在京召开，相关问题再次被“摆到桌面上”。
HIV职业暴露每天都在发生
在中国的医疗机构，几乎每天都有HIV职业暴露事件的发生。
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理事长孙新华介绍，2004年到2014年，全国累计通过信息系统报告的艾滋病职业暴露事件有8339例。性艾中心报告系统显示，近几年全国每年大约有1000位医务人员暴露于HIV。
现实中难免有漏报情况，也就是说真实的数据要比这些还要高。
从地方来看，2007年~2010年4年之间，云南省医疗系统一共发生680例HIV职业暴露事件，暴露方式为针刺伤、皮肤，粘膜接触等。
此外，四川、重庆、河南等，各个省市都不时有职业暴露的发生。
庆幸之处在于，职业暴露≠感染艾滋病。
有研究显示：针刺暴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约为千分之三，经粘膜暴露约为万分之九。此外，现场的及时与正确处置可以大大降低职业暴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
截至目前，通过对HIV职业暴露后的及时处置和预防性用药，我国尚无一例职业暴露感染艾滋病病例的发生。
即便如此，HIV职业暴露依然是一件可怕的事。
小玲发生职业暴露后便开始了噩梦般的生活。她需要连续服用两周阻断药，副作用很大，头晕眼花，恶心；医院将其当做反面教材，责备她违背操作规程；家人对她也有不解和担忧……
巨大的心理压力，令她身心憔悴。
不断优化的职业暴露后
在国家对艾滋病防治工作高度重视下，近年来我国艾滋病疫情上升势头得到有效缓解。然而，疫情形势依然严峻。
中国疾控中心艾防中心党委书记刘中夫介绍，截至2018年底，全国报告存活HIV病毒感染者约86万例。从今年最新数据来看，这个数目在持续增加。
与此同时，对这一群体的歧视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于社会生活各个环节。尤其是在就医方面，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被医疗机构推诿或拒诊的现象屡见不鲜。
曾有一项针对两家三甲医院183名医务人员的调查显示，将近60%的医务人员不愿意为艾滋病患者提供医疗服务，43.72%的医务人员表示在门诊遇到艾滋病患者还是会排斥。刘中夫认为，这非常不利于艾滋病防治工作。
事实上，在对艾滋病防治从业人员进行职业保护，防止因暴露感染HIV上，相关部门不可谓不费心。
2004年，原卫生部医政司发布《医务人员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防护工作指导原则（试行）》。其中明确：医务人员发生职业暴露后，要第一时间报告用人单位，由处理机构进行评估并及时用药。并且，还要接受不低于6个月的随访检测，直到感染风险完全排除。
在多方努力下，2013年职业病目录调整之际，艾滋病职业暴露被纳入其中。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艾防处处长焦振泉回忆：当时明确了两类适用人群——医疗卫生人员和警察。
为了配合这项工作的落实，2015年，中国疾控中心艾防中心制定《职业暴露感染艾滋病病毒处理程序规定》（下称《程序规定》）。此外，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成立了专项基金，目的是对于HIV职业暴露感染的医务人员和警察，在国家职业病补偿之外给与另外的补偿。
《程序规定》还对处置机构的设置给予进一步明确，要求地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根据职业暴露处置工作的需要，指定辖区内具备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作为HIV职业暴露的处置机构，而且向社会公布名单和相关的服务信息。处置机构需要做的工作包括：现场处置、处置指导、暴露后感染危险性评估、预防性治疗、随访检测等。
存漏洞 政策仍亟待完善
即便如此，在从事HIV职业暴露处置工作过程中，中国疾控中心艾防中心参比室副主任邱茂锋发现，当前的政策依然存在很多不足。
邱茂锋对这一话题讲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表示，发生HIV职业暴露后，当事医务人员和警员面临着来自单位、家庭、社会，以及自己内心的极大心理压力，对此当前政策并没有体现。
其次，发生职业暴露后，按照规定处置机构会及时为当事人提供免费的阻断药。但是，这一免费药物毒副作用极大，会使得身体受损，对此也没有相应补偿规定。而新的毒副作用小的阻断药，并不在免费药物目录。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艾防办主任杜三涛介绍，为了提升对阻断药的依从性，如今河南每年发生暴露的病例，无论是医生还是警察，基本上都是自己掏钱买新药。
然而问题在于，很多单位会给正式员工报销阻断药的药费，而进修人员和实习生的药则不在报销范围之内。
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张信辉介绍，以往贵州省在这方面有两情况：一是部分市、州没有指定处置机构；二是指定了处置机构后没有成立专家组，发生职业暴露后，找得到机构，但是找不到专家。
如今，贵州省卫健委按照《程序规定》，上述情况已经完全有所改观。但是对于一线医护工作者而言，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所在辖区的处置机构是哪家，不知道发生职业暴露后如何反应。张信辉表示，对一线工作者的相关培训工作还不到位。
即便拒诊情况每天都在发生，但是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医护人员冒着风险救治HIV患者。北京市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所所长卢红艳表示，如何提高他们接诊感染者的积极性，减少推诿现象的发生，是十分必要的事情。
卢红艳建议，依据发生HIV职业暴露风险的不同，可以给不同的工种一定补贴。比如，做一个骨科手术和做一个牙科的暴露风险是不一样，给予补贴能促使医生从心理上乐于去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和出了后果之后的关心一样重要。
再者，卢红艳表示，对于北京地坛医院这样专门以治疗传染病为主的医院来说，理想状态下，给艾滋病患者做手术需要用特殊的手套，而特殊的防护物品一定比一般防护物品贵很多。如此，手术成本就更高一些。如何给予医护相应的报酬，也是应该探讨的问题。
在政策尚未覆盖到所有医护群体时，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以其灵活性、公信力优势不断探索，填充空白。
2015年，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尝试开展了对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人群的关爱项目。该项目于2016—2018年分别给予北京、四川、云南和新疆4省（市、自治区）实施，累计向178名长期在一线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优秀医护人员和卫生防疫工作者颁发关爱证书和关爱金鼓励。
此外，他们还将通过实施暴露后的关怀和心理疏导，提高心理调节能力，减少对艾滋病的恐惧和担忧；通过舆论宣传和倡导，培养或提高医疗卫生工作者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引导他们正确对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当你认为没有错误的时候，错就一定会来找你。”是《中国机长》中的一个名句。从HIV职业暴露角度而言，刘中夫认为，正是因为暴露后真正感染的几率低，如今医务人员在各种场合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不如以前。而事实上，这是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那些冲在一线的艾滋病防治从业人员，是一种高度医疗职业素养的体现，应该给予更多的关爱和支持。”刘中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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